古代中國學者的哲學思考，通過對易經的研究得到啟發，哲學思辯能力也多數是在對易經的分析闡解和不同意見的爭鳴中得到訓練和提高。老子將易經的思想精華融入《道德經》中，創造了一個以辯證思維為核心的哲學體系。他在經卦陰陽相抱三爻成卦的組合方式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萬物起源圖式，揭示了事物內部所包含的種種勢力的對立統一?！叭f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陽相抱這一思想在易經還是一目了然的符號圖，到了老子便有了種種具體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間流傳后世對中國哲學影響很大的命題莫過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矛盾對立的雙方，必有一方為主，另一方為次。物極則反，對立面相互轉化的思想，在易經是通過爻辭，對爻象在卦體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兇等結語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這里，已經到了社會、政治、倫理等一切方面，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蔽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認為委曲總是由保全轉化。屈枉總是向伸直轉化，卑下總是向充盈轉化，蔽舊總是向新奇轉化，這種辮證思維方式，是老子觀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他運用這條物極則反原理，對世間萬物進行著辯證概括，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他又用這一條法則，提出了一系列處理問題的具體辦法，老子這些從易經中得到啟發而形成的辯證思想譜寫了中國哲學史上頗有特色的一頁華章。

孔子深得易經之道了，顯著者有二：一是關于正名這一政治主張，二是關于舉一反三類推思想。在易經的推論規則中，有一條是關于陰陽爻與陰陽位是否一致的“當位律”。這一條思維規律要求在自然遞進推演時，每一爻的陰、陽性質必須與所在位置的陰陽屬性進行對照，一般而言，凡陽爻居陽位，或陰爻居陰位即“當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順）事物發展規律，倘若陽爻居陰位，或陰爻居陽位，則不當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發展規律，孔子把這一條推演規律擴大到了社會政治領域，提出了“正名”學說。在他看來社會政治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位置關系，也應當如同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那樣當位才能使一個國家秩序井然局面穩定，否則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不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能產生不當位思想，孔子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廣。

被考定成于戰國中期的“周易大傳”，是當時學者在總結前人認知易經的成果基礎上，對易經卦爻符號體系及卦爻辭所作的一整套注釋和闡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這些哲學大家的思辯成果，也有更多古代哲學家的思辯結晶，正是他們使易經這部古典在哲學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發源處。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所有學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經影響。之后的古代哲學發展每個重要時期，易經思想都充當著軸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經不僅受到學者重視，也得到了統治階級如唐太宗的青睞，欽命孔子后裔孔穎達博采眾長主編《周易正義》，推動了以易經研究的哲學研究的開展，因此之后不少學者紛紛自注易經。

宋代哲學家如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朱熹等人對易經都有很深的造詣，邵雍根據《易傳》關于八卦形成的解譯，構造了一個宇宙構造圖式，創立了被稱為“先天學”的理學象數學派；周敦頤根據“易傳”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個簡單而又系統的宇宙構成論《太極圖說》；朱熹在《周易本義》中深入探討，認為易經的核心是講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統一，易只消陰陽二字括盡，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將哲學研究和易經研究更進一步，提出“實道而器虛”的命題，明確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就是說，一般原理存于具體事物中，而不是具體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雙方相反相成、相互轉化，雜因純起，即雜以成純，變合常全，奉常以處變，則相反而固會其通雜和純變和常相反相成對立統一。在推理時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勢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變即因時、因地等不同條件而靈活推論。只有把握了這種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礙于彼這易經有的思維方法，用以指導行為，必無往而不勝。

易經之于中國傳統哲學的深遠影響，以及它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地位、作用，是一部古典著作。